2015年，計約百萬難民湧入德國，主要來自敘利亞內戰的避難人潮，以及來自巴爾幹的阿富汗、伊拉克、和北非的難民。德國政府、社會和工會如何回應難民危機（‘refugee crisis），已成為一項高度爭議性的公共議題。極右派政黨及團體認為難民危機帶來德國和歐洲的經濟危機，也會推升社會的不公平，包括醫療和福利的緊縮。而向來最支持收容難民的梅克爾（Angela Merkel）也承受來自其黨內右翼成員的嚴峻攻擊，深陷進退維谷之境。根據德國內政部的報告，迄今不及半數的難民獲得政治庇護（political asylum）。
在諸多反難民的右翼陣營中，以「反伊斯蘭的歐洲愛國運動」（Pegida）最為活躍，該團體一年多來每週舉行街頭遊行，要求德國政府關閉邊境，驅逐尋求庇護的難民，而激進攻擊難民和設施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德國AfD政黨甚至將上述右翼運動的訴求列入修法議程。雖然該黨在國會尚無席次，但已有不少地方議員，具有影響大選10％選票的實力。
此次難民危機的爭議，喚醒德國人民對2003年哈茨法案進行社會改革的不愉快經驗，在可能重蹈覆轍的疑慮下，也讓難民議題更形尖銳。2003年，德國為解決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失業問題，國會通過「哈茨法案4」（Hartz IV acts），大幅減縮失業給付，推動不穩定的就業政策，勞動市場出現大量轉包契約勞工（subcontracted labour），造成勞工的經濟損失。此一法案於2010年遭聯邦法院宣告部分條文違反憲法，至今爭議性仍在。百萬難民湧入德國，對德國的社會和勞動市場必然帶來負荷，如何避免現有的均衡狀態被破壞，絕對需要更大的共識和周延而細緻的安排。
從難民一方來觀察，可以清楚看到難民逐漸形成組織化的行動策略。2012年發生伊朗難民自殺事件後，難民成立了許多示威團體，要求居留權和取消人身自由的限制。2013年，自稱非公民（Non-Citizens’）的難民團體佔據德國總工會（DGB）巴伐利亞區的辦公大樓，要求總工會保護其「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的權利和人身安全，並提出四項訴求（1）無條件接受庇護申請（2）停止遞解出境（3）取消限住居（4）關閉所有難民庇護所。此外，難民也要求工會接納其成為會員的請求，一起為弱勢勞工權益奮鬥。難民此舉，似乎將其未來在德國安身立命的期待寄託給總工會，也有意把總工會拖下水。然而，佔領行動經一星期協調而結束，並未得到任何實際結果。
2013年，佔據行動再次發生。一個標舉為難民爭取自由的自發性團體佔領德國總工會柏林-布南德伯格（Berlin-Brandenburg）大樓，要求工會（1）對難民在德就業和生活的權利提供政治支持，（2）安排與處理難民問題有關的政治人物和工會幹部見面（3）提供成為工會會員的立法支持。經過一週的協調卻以失敗收場。工會在大樓外牆掛出布條：「協助難民？若是，任他佔領我們的房子？不，應召警強制驅離」（Yes. Occupying our house? No.’ and called the police to evict the refugees by force.）。未料，總工會此舉竟引起許多勞工團體的遊行抗議，另一工會（ver.di）更是展開支持難民加入工會的運動。由此可見，工會之間對難民議題並未統合一致的意見和立場。
「ver.di」是德國第二大的工會組織，會員約200萬人，由不同服務業勞工組成，從教育到郵政，乃至許多脆弱性工作的服務業勞工都加入該會。該會的漢伯格分會在2013年即支持難民擁有合法工作、教育、醫療、社會照顧和在歐盟自由居住的權利，並將300名難民納為非正式會員，此舉雖然面對內部不同爭論，但2015年大會，該會終於通過對難民採開放入會決議，審查通過300位難民的正式會員資格。更引人注目的是，大會對外宣稱，「難民的鬥爭必須視同勞工鬥爭，兩者在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上有共同的利益（The common interest of refugee and non-refugee workers）。難民為反對種族剝削而戰，工會則對勞動市場的歧視而進行政治層面的改革運動。為了促進移工的基本工作權，所有關於移工接受專業技能訓練和就業的限制應全部取消」。
2015年元月，德國通過聯邦最低工資法案，規定8.5歐元最低時薪適用於所有在德就業者，一些企業卻以僱用難民當實習生（interns）來取代正職勞工，規避法律的義務，侵蝕了最低工資制度的基礎，同時更造成難民與當地勞工在就業上的衝突關係，不少被裁員的本國勞工將失業歸因於難民強奪其工作，滋長了種族對立的社會氛圍。面對此一局面，工會被迫必須致力於保障不分契約身份享有同工同酬的公平原則。
總體而觀，德國難民面臨的最大問題，其實仍在於能否得到正式的庇護。未獲正式庇護之前，難民的就業與生活均處於不確定狀態，隨時有被遣返的風險，並忍受難民營非人道的居住條件。至今，德國總工會雖然多次發表支持難民的意見，但對提供難民庇護一事則三緘其口，也不願提供難民任何有關庇護法令的諮詢服務，足見工會對難民議題仍保留相當迴旋空間，這無關心口不一，也不是為德不卒，而是難民危機蘊含複雜性所型塑的現實侷限。
（註）本文編譯自Oskar Fischer所撰「The lowest part of the working class: refugee struggles and the trade unions in Germany」一文，有興趣延伸閱讀者可下載其原文。
◎孟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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