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運事件簿 ─ 十二】2012年印尼大罷工

台灣企業出走與政府的政策引導雖非「若合符節」，但政府在西進和南進的佈局，對企業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定向作用。當前新政府因兩案關係進入冷和時期，新政府高舉南進大纛，宣示將擴大和分散海外市場，南進政策已然成為顯學。然而，海外生產基地和市場的開拓，除了看到機會和前景外，更須注意風險與危機，尤其是台商向來最輕忽的勞工運動。越南、緬甸、柬埔寨如此，印尼更是如此。

2012年10月3日，印尼發生近年來首次全國大罷工，工會提出取消外包制度，拒絕低廉工資，勞工擁有勞工社會保險等三項訴求。此次罷工不僅宣告印尼勞工運動的新時代的來臨，更象徵工會激進主義力量的崛起。脫序的示威行動，更讓外商感到驚悸。

印尼工會聯盟估計這次全國大罷工的參加人數至少有300萬人。大罷工已造成雅加達、勿加西（Bekasi）、唐格朗（Tangerang）、茂物（Bogor）、巴淡島（Batam）、萬隆（Bandung）、三寶龍等地的至少12個工業區陷入癱瘓。在雅加達，示威工人擠滿總統府、印尼大酒店、國會大廈及人力部的四周，聲勢驚人。

印尼200萬人大罷工，12工業區癱瘓。(圖／達志／美聯社)

 

雅加達台商對媒體表示，參加罷工的示威群眾闖入雅加達近郊的工廠，強逼員工參加示威罷工，破壞廠房，導致工廠財物損失，台商及員工安全受到威脅。這起罷工被視為台商在國外遭到抗爭的三大事件之一。 

  其實，在此次大罷工前，印尼勞工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的聲音即已高漲。

2011年7月初，全球最大銅金原料供應商之一的「自由港麥克莫蘭銅金公司」（Freeport-McMoRan）發生勞資爭議，工人罷工近4個月。這是印尼後改革時代工人舉行的第一次罷工。工人封鎖補給車，動員他們的家庭和社區，要求工資增加應超過最低工資標準。在罷工期間，公司每天損失200萬磅的銅和3000盎司黃金的生產。爭議在政府介入協調後工會接受了在未來兩年間，加薪37%的協議。這起外資企業的勞資爭議對印尼的工運具有鼓舞作用。

2012年大罷工所提的三大訴求，在罷工前大多已納入政府的改革計畫之內。工會的行動，除了對政府傳達不耐久等之外，其實也是一次不滿情緒的傾洩和團結力量的展示。

以取消外包制度來說，工會系統並非完全反對外包，而是對外包所衍生的臨時或短期契約僱用關係感到不滿。關於這一點，印尼憲制法院早在2012年1月即裁定其為違憲，政府也著手進行勞工法令修正作業。

社會保險制度的建構部分，印尼國會則在2011年10月28日即已通過「經營社會保險機構(BPJS)法」，並採兩個階段方式執行。其中有關全民健康保險部分自2014年1月1日開始執行。勞工保險部分，包括意外保險、老年津貼、人壽保險、及退休金，自2015年7月1日開始生效。罷工的訴求只是再次凸顯議題的重要性。

至於調高最低工資部分，則因物價上漲等因素而成為無法迴避的議題。2012年，雅加達勞工的最低月薪為153萬印尼盾（約159.6美元），但全國受僱勞工的平均月薪則約為119.4美元，低於中國和印度的工人平均月薪。勞工及其家庭生活深受物價高漲之苦，要求調薪的運動從2011年底即已在印尼各地展開，其中2012年1月27日，印尼西爪哇省勿加西地區的7個工業區，工會動員30萬工人進行三天的自發性罷工，即透露出調薪運動已然在各地區啟動。2012年大罷工則是全國勞工動員力量的一次展示，後續在各地區發生的示威和罷工事件，仍扣緊調薪的議題。

2012年大罷工，勞工得到政府調高2013年最低工資的正面回應。雅加達特别省最低工資調高44%，從153萬印尼盾調整為220萬印尼盾，全國其他地區也相應調高。此次大罷工模式，被複製到2013-15年的五月大罷工行動，已成為印尼當前工會組織活動的年度大戲，更是激進的印尼工會聯合會（KSPI）的主秀舞台。

印尼人口超過2.3億人，排名全球第4，號稱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對印尼產生的巨大經濟衝擊，執政30年的蘇哈托在政治改革的抗議浪潮辭職下台，結束強人治理的時代，史稱印尼第二次民主化，對印尼的政經結構和社會運動產生深遠的影響。

蘇西洛（Susilo）於2004年當選總統，是印尼史上第一位由人民直選的總統，執政10年，致力於印尼的經濟改革，表現不差。在2008年金融風暴的衝擊下，2009年印尼經濟成長仍有4.5%，2010-12年每年均超過6％。2013年受美國縮減QE規模，貿易赤字擴大，外資撤出，造成印尼盾大貶27%，加上油價大漲造成通膨，削減民眾購買力，經濟成長降至5.8%。2014年受到總統及國會大選使得外資投資較為保守，加上國際景氣復甦不明顯及限制原礦產品出口及價格低迷等影響整體出口表現，造成2014年經濟成長率降至5.02%。整體而言，經濟體質大致穩定，但因所得分配不均問題日趨惡化，印尼社會改革的聲浪愈來愈強，尤其勞資間的矛盾與對立，更是劍拔弩張。

現任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於2014年大選中黑馬勝出，跌破世人眼鏡，但也反映人民求變的想望。Joko在印尼政壇文化中是個異類，打破了印尼長期由家族、政黨、宗教組織和軍人壟斷的政治結構與文化。2005他當選梭羅市市長， 2012年高票當選雅加達省長，一路從傢俱店小老闆攀登到總統大位，寫下傳奇。然而，這位來自平民家庭的總統能否打破印尼盤根錯節的政商結構，帶領印尼掌握東協經濟崛起的良機，調和勞資利益，擴大外國投資，加速印尼產業轉型，諸多挑戰皆考驗其治理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經濟發展帶給印尼政府和人民不同的視野、思維和自信  。過去大量勞力輸出的政策已悄悄進入緊縮的階段，廉價勞動力與國家尊嚴劃上等號，無疑對外宣告印尼政府對合理勞動條件的堅持，對海外如此，對其境內更是如此。2015年10月15日，印尼通過最低工資法（78/2015號），明訂最低工資的計算公式為：前一次最低工資＋（前一次最低工資×（通貨膨漲率＋GDP成長率）），此舉對工會年年上街示威應有降溫作用，但也意味印尼的工資上漲已成新常態。（勞動小編之工運事件簿系列12）

◎孟韓